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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血性——有感于何小龙长篇小说《曦光》

  • 时间:2023-09-04 15:44
  • 来源:平凉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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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红梅
  关于“血性”这个词,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忠义赤诚的性格。这句话我们把它分开来理解,我想应该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者对自己刻在骨子里崇拜的事业有着绝对的忠诚,绝对的义气,他在面对另一个人或自己崇拜的事业时,只有赤裸裸的真心和绝对的诚实,甚至愿意为之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的理解似乎复杂了些,简言之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的真诚、担当和“硬气”,我们在这个人身上看到的一定是一个敢爱、敢恨、敢做、敢为的热腾腾的“灵魂”,就是人们常说的男子汉气概,真男儿形象。近日读甘肃作家何小龙先生长达20万字的长篇小说《曦光》,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书中散发的“男人的血性”。
  《曦光》为我们展开了民国时期的一幅平民生活画卷,一场旱情将原本就生活困苦的农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与其等着被饿死,不如想想办法”,于是出现了以青年农民武志林为首的多达200多人的借粮队伍一齐涌向地主、豪绅家,随后他们被视为土匪被官府围剿,这伙“借粮队”被逼上关山,后来成为一股很强大的势力,被称为“关山鹰”,几经周折,这支队伍后来加入准备参加北伐的冯玉祥率领的国民联军,最后在一次起义中壮烈牺牲的故事。同时,小说展开另一条主线——以从北平大学毕业归来的青年教师、诗人周涛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自觉担负起传播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的历史使命,后来受两名共产党员的影响,通过共同创办《曦光》报,宣传革命思想,并加入地下党组织,最后壮烈牺牲。
  小说的故事,似乎并不复杂,宛如平常一首歌,但故事的确精彩,悬念迭起,吸引着我在忙碌中一章章地读下去。读后掩卷而思,迸出脑海的几个字就是“男人的血性”,这几个字,是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刨出来的,是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跳出来的,是作者文字之手深入读者的内心深处那个最柔软的角落里掏出来的,感受着这些人物身上偾张的血性,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主人公武志林是河湾村的编席匠,由于连年旱情,“他眼睁睁地看着河水断流、芦苇成片成片枯萎,心就慌了,对着河滩里累累白骨般的石头长叹一声:老天爷,你这是砸了我的饭碗、抽了我的筋啊,叫我咋活呀!”武志林的一声长叹,不是他个人的长叹,而是整个地处仪州县西面、关山脚下的关河镇所有老百姓的长叹,而武志林又不只是为自己而叹,虽然他只是一个农村后生,他所关注的却是整个关河镇和他一样的平头百姓共同的命运,相比于当时那些吃着国家“皇粮”,身为百姓父母官,却还依然在盘剥百姓的仪州县县长马福来之流,这种精神何其可贵,这不就是正义的力量吗?不就是一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吗?
  灾难当头,武志林冲锋陷阵,自发组织起一支农民“借粮队”,向村里的地主大佬们借粮,这支借粮队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后来的多达200多人,遭到保安团的围剿,被逼上关山。这种情形让我想起了《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被逼上梁山,武志林他们虽然比不上梁山好汉,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生活的那片土地已经难以生存下去了,虽然被逼上山后,成了官府眼中的“贼寇”“土匪”,但却依然保持着善良的秉性,在山上自力更生,不做偷鸡摸狗、强抢民女等一些龌龊勾当。小说中还写了他们的爱情,如“三当家”刘勇先是为报复地主勾引了地主二老婆陈氏,后俩人在多次缠缠后相爱,刘勇带陈氏私奔上山,将偷情演绎成真的爱情。而作者如此描写,也表现出这伙“土匪”真实的人性。他们一身正气,又不乏柔情,何来“匪气”?即使行走在随时被官府追捕围剿的艰难求生的“刀刃”上,也要做敞亮亮的热血男儿。
  如果说在主人公武志林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农村青年的“血性“,那么在诗人周涛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这种“柔中含刚”的“血性”,在周涛这个人物形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地主家儿子的周涛,他是完全不同于吝啬、自私的父亲形象(这让我想起了《白鹿原》中的鹿子霖与鹿兆鹏父子),周涛虽然生在封建礼教极重的地主家庭,但他自幼读书,在北平上大学时,又深受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想的熏陶,从学校毕业后,他没有想着要去省城求得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而是选择了回到家乡,在自己的教学条件极其落后的母校教书,让山区教育得以代代传承。他在学校创办文学社,让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得以传播。他创作话剧,并饰演屈原、李大钊等主要角色,将屈原、李大钊等先贤、革命志士的精神发扬光大。他办报纸、宣传革命、写诗……积极投身于原本平淡但也极其火热的生活中去,时时处处以一个热血男儿饱满的激情干着一些并不被当局“欣赏”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在小说中,作者还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周涛与小学教师鲁丽的爱情。鲁丽是个大脚女孩,在当时几乎是嫁不出去,却偏偏得到同样拥有新文化思想的周涛的爱恋,因为写诗,因为共同的信仰,俩人的爱情之火很快燃烧起来,更加激发了周涛的革命信心。周涛虽然是一介柔弱的书生,但他的身上却有一种作为共产党员自觉的凛然正气,后来在“国民党反动派清党事件”中,他不幸被抓,受到皮鞭抽、“烤全羊”极刑,但他依然还是那句话“我就是共产党员”,对其他人只字不提。他被敌人追捕,跳入悬崖壮烈牺牲,以正义之身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这个柔弱的书生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男人的血性,“新思想”给这份血性注入的力量。
  不得不提的是,小说还刻画了仪州有名的大侦探卢永成——卢警佐这一鲜活的人物形象,他原本完全可以把周涛他们抓捕,在马县长这里领功取赏。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却坚守了正义,并与周涛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情,他和周涛一起定计救出了武志林、翟胜利等身陷囹圄的同志,却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与他们一起成了全城通缉捉拿的对象,以至于后来在与追捕他和周涛的敌人搏斗中战死,可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小说开阔处可走马,细微处能走针,通过大量细节的描写,塑造了一群敢担当、重情义的“血性男儿”形象。如果说血性是行动的内生动力,那么革命信仰则决定了他们的行动方向。造反的武志林一帮弟兄和青年知识分子代表周涛,最终因革命走到一起,成为革命队伍中坚强的战士。而随着这些情节向纵深处推进,整个故事便给人一种气势磅礴,引人入胜的感染力,发人深思。
  我一直在想,文学作品是应该给人以光和力量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曦光》无疑是对天下男儿“血性”的一次唤醒。首先我们承认,我们的社会是存在有许多如武志林、周涛、卢警佐等这样的血性男儿,他们一身正气,忠义赤诚,胸怀信仰,担当作为,敢于为正义而献身。但也有许多自私颓废、畏缩不前、胆怯懦弱甚至狡诈无耻的男人。曾经听过一个颇有声望的60后老师发表的一番感言,他说,目前,从幼儿园到大学,男孩子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女性化了,想他们小时候,在山谷里大吼一声,回音萦绕;站在山顶上吼声秦腔,可谓地动山摇。可如今,已经很少见到男孩子有这样的充满雄性力量的表现了。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穿衣张扬,肤白貌美的美女在大街上行走,引来一伙男人围观,一路追随拍照。不知为什么,总是有些让人失望,这些看上去也就二三十岁的男孩子,他们追求的“美”就是这个吗?他们本该去干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啊!这算不算一种民族信仰的缺失?难怪网上有人高喊:“中国男人已经配不上中国女人了”。如果真是这样,谁之过?
  《曦光》呼唤男人的血性,时代呼唤男人的血性,我们呼唤男人的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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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血性——有感于何小龙长篇小说《曦光》
时间:2023-09-04 15:44

□常红梅
  关于“血性”这个词,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忠义赤诚的性格。这句话我们把它分开来理解,我想应该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者对自己刻在骨子里崇拜的事业有着绝对的忠诚,绝对的义气,他在面对另一个人或自己崇拜的事业时,只有赤裸裸的真心和绝对的诚实,甚至愿意为之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的理解似乎复杂了些,简言之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的真诚、担当和“硬气”,我们在这个人身上看到的一定是一个敢爱、敢恨、敢做、敢为的热腾腾的“灵魂”,就是人们常说的男子汉气概,真男儿形象。近日读甘肃作家何小龙先生长达20万字的长篇小说《曦光》,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书中散发的“男人的血性”。
  《曦光》为我们展开了民国时期的一幅平民生活画卷,一场旱情将原本就生活困苦的农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与其等着被饿死,不如想想办法”,于是出现了以青年农民武志林为首的多达200多人的借粮队伍一齐涌向地主、豪绅家,随后他们被视为土匪被官府围剿,这伙“借粮队”被逼上关山,后来成为一股很强大的势力,被称为“关山鹰”,几经周折,这支队伍后来加入准备参加北伐的冯玉祥率领的国民联军,最后在一次起义中壮烈牺牲的故事。同时,小说展开另一条主线——以从北平大学毕业归来的青年教师、诗人周涛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自觉担负起传播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的历史使命,后来受两名共产党员的影响,通过共同创办《曦光》报,宣传革命思想,并加入地下党组织,最后壮烈牺牲。
  小说的故事,似乎并不复杂,宛如平常一首歌,但故事的确精彩,悬念迭起,吸引着我在忙碌中一章章地读下去。读后掩卷而思,迸出脑海的几个字就是“男人的血性”,这几个字,是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刨出来的,是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跳出来的,是作者文字之手深入读者的内心深处那个最柔软的角落里掏出来的,感受着这些人物身上偾张的血性,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主人公武志林是河湾村的编席匠,由于连年旱情,“他眼睁睁地看着河水断流、芦苇成片成片枯萎,心就慌了,对着河滩里累累白骨般的石头长叹一声:老天爷,你这是砸了我的饭碗、抽了我的筋啊,叫我咋活呀!”武志林的一声长叹,不是他个人的长叹,而是整个地处仪州县西面、关山脚下的关河镇所有老百姓的长叹,而武志林又不只是为自己而叹,虽然他只是一个农村后生,他所关注的却是整个关河镇和他一样的平头百姓共同的命运,相比于当时那些吃着国家“皇粮”,身为百姓父母官,却还依然在盘剥百姓的仪州县县长马福来之流,这种精神何其可贵,这不就是正义的力量吗?不就是一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吗?
  灾难当头,武志林冲锋陷阵,自发组织起一支农民“借粮队”,向村里的地主大佬们借粮,这支借粮队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后来的多达200多人,遭到保安团的围剿,被逼上关山。这种情形让我想起了《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被逼上梁山,武志林他们虽然比不上梁山好汉,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生活的那片土地已经难以生存下去了,虽然被逼上山后,成了官府眼中的“贼寇”“土匪”,但却依然保持着善良的秉性,在山上自力更生,不做偷鸡摸狗、强抢民女等一些龌龊勾当。小说中还写了他们的爱情,如“三当家”刘勇先是为报复地主勾引了地主二老婆陈氏,后俩人在多次缠缠后相爱,刘勇带陈氏私奔上山,将偷情演绎成真的爱情。而作者如此描写,也表现出这伙“土匪”真实的人性。他们一身正气,又不乏柔情,何来“匪气”?即使行走在随时被官府追捕围剿的艰难求生的“刀刃”上,也要做敞亮亮的热血男儿。
  如果说在主人公武志林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农村青年的“血性“,那么在诗人周涛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这种“柔中含刚”的“血性”,在周涛这个人物形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地主家儿子的周涛,他是完全不同于吝啬、自私的父亲形象(这让我想起了《白鹿原》中的鹿子霖与鹿兆鹏父子),周涛虽然生在封建礼教极重的地主家庭,但他自幼读书,在北平上大学时,又深受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想的熏陶,从学校毕业后,他没有想着要去省城求得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而是选择了回到家乡,在自己的教学条件极其落后的母校教书,让山区教育得以代代传承。他在学校创办文学社,让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得以传播。他创作话剧,并饰演屈原、李大钊等主要角色,将屈原、李大钊等先贤、革命志士的精神发扬光大。他办报纸、宣传革命、写诗……积极投身于原本平淡但也极其火热的生活中去,时时处处以一个热血男儿饱满的激情干着一些并不被当局“欣赏”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在小说中,作者还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周涛与小学教师鲁丽的爱情。鲁丽是个大脚女孩,在当时几乎是嫁不出去,却偏偏得到同样拥有新文化思想的周涛的爱恋,因为写诗,因为共同的信仰,俩人的爱情之火很快燃烧起来,更加激发了周涛的革命信心。周涛虽然是一介柔弱的书生,但他的身上却有一种作为共产党员自觉的凛然正气,后来在“国民党反动派清党事件”中,他不幸被抓,受到皮鞭抽、“烤全羊”极刑,但他依然还是那句话“我就是共产党员”,对其他人只字不提。他被敌人追捕,跳入悬崖壮烈牺牲,以正义之身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这个柔弱的书生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男人的血性,“新思想”给这份血性注入的力量。
  不得不提的是,小说还刻画了仪州有名的大侦探卢永成——卢警佐这一鲜活的人物形象,他原本完全可以把周涛他们抓捕,在马县长这里领功取赏。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却坚守了正义,并与周涛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情,他和周涛一起定计救出了武志林、翟胜利等身陷囹圄的同志,却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与他们一起成了全城通缉捉拿的对象,以至于后来在与追捕他和周涛的敌人搏斗中战死,可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小说开阔处可走马,细微处能走针,通过大量细节的描写,塑造了一群敢担当、重情义的“血性男儿”形象。如果说血性是行动的内生动力,那么革命信仰则决定了他们的行动方向。造反的武志林一帮弟兄和青年知识分子代表周涛,最终因革命走到一起,成为革命队伍中坚强的战士。而随着这些情节向纵深处推进,整个故事便给人一种气势磅礴,引人入胜的感染力,发人深思。
  我一直在想,文学作品是应该给人以光和力量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曦光》无疑是对天下男儿“血性”的一次唤醒。首先我们承认,我们的社会是存在有许多如武志林、周涛、卢警佐等这样的血性男儿,他们一身正气,忠义赤诚,胸怀信仰,担当作为,敢于为正义而献身。但也有许多自私颓废、畏缩不前、胆怯懦弱甚至狡诈无耻的男人。曾经听过一个颇有声望的60后老师发表的一番感言,他说,目前,从幼儿园到大学,男孩子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女性化了,想他们小时候,在山谷里大吼一声,回音萦绕;站在山顶上吼声秦腔,可谓地动山摇。可如今,已经很少见到男孩子有这样的充满雄性力量的表现了。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穿衣张扬,肤白貌美的美女在大街上行走,引来一伙男人围观,一路追随拍照。不知为什么,总是有些让人失望,这些看上去也就二三十岁的男孩子,他们追求的“美”就是这个吗?他们本该去干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啊!这算不算一种民族信仰的缺失?难怪网上有人高喊:“中国男人已经配不上中国女人了”。如果真是这样,谁之过?
  《曦光》呼唤男人的血性,时代呼唤男人的血性,我们呼唤男人的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