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擎生命的花儿——《平凉民间歌曲集萃》述评

民歌是发自普通民众内心深处的鼓与歌。这一嗓子喊出来，便倍增生之欢欣，消解世事烦扰，咂摸生活真味。这一嗓子的喊，是乐观者的智慧，也是悲观者的远见，苦乐年华瞬间化作精神上的永恒。这一嗓子的喊，显示着生命生生不息的柔韧，也包蕴着平民百姓精气神的坚挺。

30多年前，当时在平凉地区群艺馆工作杨柳先生，抢抓国家和省上实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这一绝好机遇，与一批同龄的基层文艺工作者，本着对民间艺术的挚爱之情和对故土乡音的赤子之心，克服各种困难深入民间采集民歌。他是一位有眼光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在抢救遗产的过程中涉足千村万户，以时不我待的艺术情怀，为求一曲一词精准而千斟万酌，力求保留地域风情特色。就这样，当一曲曲濒临失传的花儿小调从老艺人口中飞出，固化为录音磁带里的曲调，再由他们一字字一句句校准为词曲对应的文本，总算大功告成，未负初心。30年后，当曾经让一代平凉文艺工作者付出艰辛努力采集而来的民歌还酣睡在油印本里时，杨柳先生忧心忡忡，夜难成寐。他深感若不趁精力尚好，把自己手头的所有民歌资料整理付梓，公之于世，这些来之不易的宝物就会有断线失传之虞。于是，这位八旬老人开始在电脑上自学作曲家软件，硬是凭着早年练就的一股子磐石般的意志，经历了从手足无措到渐入佳境，再到心手双畅的进步，正当他憧憬着收获时，却因劳累过度住进医院，幸无大碍。经过历时一年时间夜以继日的辛勤劳作，这部包括文字和音符逾数百万字的书稿，总算顺利完工。这部平凉民歌集大成之作《平凉民间歌曲集萃》，可谓浸透着杨柳先生和那一代人的汗水和心血。对平凉文化传承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桩幸事？

这部作品，首先是内容广博精萃。

每个地方的民歌都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事象，特别是保留了一些濒临消失的风土人情，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传统农业社会的百科全书。

歌吟农耕时代生活场景：如麦客花儿，“眼看着秦川麦黄了，小哥哥赶得麦场了，不提赶场还罢了，提起赶场心烂了”，此情此景有对情郎的心疼不舍，也有牵挂与担忧。如脚户花儿，“下大雪天寒冷霜冻眉间，天气火没有水喉咙冒烟。腿跑断苦受尽脚户艰难，把我的半辈子谝了干传”，唱出了下层苦力对现实的声泪控诉，也流露出无奈的叹息。歌吟母女情深民风拙朴，如泾川小调《女看娘》“正月里女看娘，人来客去真个忙。哎呦，我的娘，奴家实在忙。忙的无有功夫看呀我的娘。”接着，从二月的春耕一直唱到“十二月女看娘”，把一个农家小媳妇忙碌劳累，思念自责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歌唱爱情永远是民歌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平凉民歌也不例外，如崆峒小调《送王哥》，同样采用十二月令的叙事手法，唱出了一个东家小姐对年轻长工的爱慕和眷恋，“十月里，冷寒天，王哥放羊穿得单。我给王哥脱一件，恐怕别人说闲言。不怕旁人说闲言，脱上一件王哥穿。”这种摒弃世俗门第观念的自由恋爱清新脱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还有如花儿《土红的骡子驮当归》，“土红的骡子驮当归，小姊妹行里就没班辈。只要他的人才好，把他那班辈拉球倒”，则更加大胆泼辣，义无反顾。同时，一些民歌也极具现实批判性，表达了底层劳动者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如《女儿骂媒》“菜子开花呢满山黄，世上的女婿比奴的强”“不怪爹来不怪娘，只怪他媒人舌头长；吃了我媒饭害嗓癀，戴了我媒帽害秃疮”。再如《财主狠心肠》描述了一位穷苦人家的女子嫁到财主家的悲惨命运：“问一声公来问一声娘，吃什么饭来还要喝什么汤？问完做好端上房，公婆说不好叫奴站在地当央；鞭子上去龙摆尾，一鞭一鞭打在奴的身上……”都是对封建婚姻的诅咒和控诉，直抒胸臆，痛快之至。此外，还有以当兵、货郎、纺线、绣荷包，拾麦穗，割韭菜为题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仅反映了底层劳动者生命的卑微和劳作的艰辛，而且也像《诗经·风》那样，翻开了农耕生活的行事历，展开了民众在田园作坊，闺阁旅途等各种场景世俗画卷。

世事有多纷繁，民歌就有多浩翰。正如平凉文化学者李世恩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如果把民歌放在十分广阔的时空中来考量，民歌的珍贵在于它像‘活化石’一样，储存了一个地方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而它的复杂在于它既接受着岁月的层层叠加和消减，也接受了地域的相互吸引和融合。＂所以，要真正理出一个地方的民歌“族谱＂，辨析其渊源流变，来龙去脉，的确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大工程。

其次，是平凉民歌艺术的精妙绝伦。

语言是艺术的魔杖，民歌语言和谐幽默，喜闻乐见，有老百姓的创造和智慧，更有一种淳朴的幽默。从这个层面来说，民歌不仅继承了《诗经》赋、比、兴的优良传统和表现手法，而且全部采用当地民众地地道道的方言俚语，不自觉地调动了比喻、拟人、排比、对偶、夸张、通感、反语、反复等大量修辞手法，极具情感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如华亭小调《山歌子》：“对对沟那么对对洼，我不见情人哎在哪哒。一畦畦韭菜凉水浇，情人念我哎耳朵烧。毛毛雨儿下着哩，谁还给我捎上话着哩。”寥寥数语，囊括了赋、比、兴的全套招式。再如静宁小调《梁山伯与祝英台》曲调虽然很简单，但内容丰富，是一首完整的叙事诗。该诗分别通过梁山伯、丫鬟、祝英台等不同角色的口吻，讲述了昔日情同手足的同窗梁山伯来祝家庄拜访时，面对即将到了家门口的意中人，恢复女儿身的祝英台且惊且喜，既“叫奴喜在心”，又埋怨“活活坑杀人”，于是乎，“手拿青铜镜，端来洗脸盆，胭脂水粉齐用尽，清水洗灰尘。头戴珍珠冠，两耳坠金环……”如此精心打扮之后，这才走出绣房“会山伯郎”。这种不厌其烦地描述梳洗妆扮，看似铺陈其事，其实远比直接的心理描写更具表现力。读此民歌，的确与古代经典《木兰辞》《孔雀东南飞》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由人不佩服平凉民间艺人的艺术功力。当然，说起民歌的艺术性，不能不说起音乐的特性。杨柳先生称，平凉民歌大多数属于商调式，个性鲜明，具有农牧交汇区地域的文化特色，它和其他地区的民歌、山歌花儿等共同撑起了西北民歌的璀璨星空。

再就是，这部作品具有继绝存亡的传承担当精神。

近年来，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舞台音乐得到空前的丰富，但也有一些粗制滥造的音乐作品，只要炒作包装得法，或能迎合部分人的口味，就可以大行其道，迅速传播。曾有多少聒噪于耳的流行歌曲，风靡一时便又销声匿迹，这不仅浪费了创作者的精力和传唱者的感情，而且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对传统民歌的传承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正因为如此，民歌也就成了“弱势群体”，不得不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实，早在30多年前，杨柳先生他们这一代人大规模收集民歌时，这种现象已初露端倪，所幸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一批民歌老歌手还健在，即便如此，一些自以为正统的乡下人仍然把杨柳他们当作采酸曲的人，冷眼相待，甚至有人把他们赶出村子。可以说这些散落在偏乡僻壤，如山花一样自生自灭的平凉民歌正是因为有了国家重视和这一代文艺工作者的热心，才在面临失传时被抢救了下来。也可以说，保存这些民歌，是这一代文艺工作者向历史、向乡土、向艺术的集体致敬。在这期间，作为采集者中重要成员，泾渭花儿平凉市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杨柳先生对民歌如何面世和传播从未释怀，他一边做理论上归纳梳理，出版了《泾渭花儿研究》等专著和论文，一边又做文字和音乐方面的纠错正谬，从中发现和纠正许多唱腔、发音方面的错误。如庄浪小调《道谢曲》：“高高山上哟一圈羊，贱脚踏在了贵地上。”这本来是社火队到外村演唱用来道谢的，谦称“贱脚”，尊称“贵地”，两词对应，体现的是传统社会里庄稼人的讲究和礼仪，但原来的本子却把“贱脚”写成“尖脚”，语义就大相径庭了。除了文字方面的推敲外，他还对曲调进行了斟酌修订，使之更加贴近原生态，更加具有艺术性。所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幕后工作，如果没有对民俗、文学，音乐、表演等方面综合性修养，是不可能做得这么好的。这完全得益于杨柳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知识积累和深入研究。杨柳先生没有辜负同道30多年前的共同努力，特别在每首歌名前后都署上了他们的名字，“以记其功”，这种不掠美，不揽功的品格，也是文艺界应有的风尚。

尽管书中还有一些考证上的疏漏或还原修复上的不足。但杨柳先生能在八旬之年。把平凉民歌的搜集整理、结集出版当作自己人生事业的高度来做，体现了老一辈艺术家的文艺情结和宽阔胸怀。在这里我还要说：他高举生命的花儿，微笑着干自己一份快乐的工作，为平凉民歌的历史流变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平凉人民永远铭记。（孟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