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河传》之二十八：南佐：蓬勃的谷粒

第一次知道徐磊和他的南佐博物馆，是2017年底参加庆阳市范仲淹研究会年会的时候。我没想到，南佐这么文雅的名字，居然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更出人意料的是，约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2000年之间，一个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址，居然就悄悄地藏在黄土高原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里。

南佐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西峰区后官寨镇，位于董志原西北塬畔，距西峰区5公里。站在村头俯视，就可以看到莽苍河川里蛇一样游动的蒲河。

南佐遗址首次被发现，始于1964年的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从1985年至1996年10年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5次科研考古发掘，揭露面积1300多平方米。已探明的遗址总面积2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7米不等。清理了多处房址、炕址和大型灰坑等，采集到不少陶、石、骨器标本，为研究原始社会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样貌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南佐遗址的基本形制是以一座大型夯筑祭祀性殿堂建筑为主，周围筑有小型房址，呈众星捧月状。这座大型夯筑祭祀性殿堂呈长方形，前堂后室，南北长33.5米，东西宽18.8米，室内面积630平方米，墙体为纯净的黄土平地板夹夯筑，墙体外侧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南部敞开无墙。室内抹有白灰面，室外三面墙基下有散水，明显是烧烤过的。周围小型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平面圆角长方形或吕字形，面积约为16平方米左右，居住面及四壁均抹白灰面。墙外堆积物杂乱无章，内有大量红烧土块及动物骨骼、炭化粮食等。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残片及石斧、石刀、纺轮、骨笄、匕、镞、针等。陶器主要有平沿小口尖底瓶、宽平沿盆、盘、罐、缸、瓮等，通常在宽沿盆内彩绘各种图案。纹饰多为横篮纹和绳纹，有少量为方格纹。陶色以红色为主，其次为灰色和少量黑色。

1996年，在对南佐遗址的第五次发掘中，考古人员采集到一批已经炭化的完整稻米样本。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喜的收获，他们精确地数出了稻米的数量：“完整炭化稻米2720粒，碎米约2000粒左右，炭化稻谷187粒。”如此大数量的稻谷出现，至少能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南佐所在的董志原就已经能种植水稻，董志原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种植水稻的技术。其实，能够证明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四五千年以前，董志原气候温暖湿润，适宜于水稻生长！四五千年以前的南佐聚居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已经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农业等等。

从地理位置上讲，南佐遗址居于董志原西北部的原边。四五千年前黄土大原上就有了人类大型聚居区，这在迄今为止黄土高原已发现的遗址中还是个特例。因为按照常识，大多数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要么选择在半山腰凿窑而居，要么选择在塬边水蚀风剥避风向阳的沟壑里，依据地势，斩削土崖，然后开凿窑洞，以洞穴作为藏身之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早期的人类还不具备建造房屋的材料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不便于汲水。这样的情形延续了数千年，直到21世纪初都没有改变。离开土窑洞，住进新瓦房是近20年里的事情。

种种迹象表明，作为黄土高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一个重要的原始聚落中心，南佐遗址的典型性和独特性独一无二，绝无仅有。

南佐遗址最令人瞩目的是其中那座大型夯筑祭祀性殿堂建筑，及其周围的9处大型夯土台基。大型建筑基址结构宏伟，与秦安大地湾大型建筑基址相近，表明它是泾河流域一处高等级的中心遗址，这对研究中国仰韶文化时期陇东先民的社会形态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而同时发现的大量炭化粮食（稻、粟、稷等），是我国古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材料，对研究陇东黄土高原地区农业起源、农作物的种植与分布交流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令人不解的是，这么一座重要的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址，而且是陇东黄土大原地貌上发现的唯一遗址，200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在很长时间里竟然默默无闻，连庆阳当地人都知之甚少。让人隐隐有些担心的是，大型祭祀性殿堂周围的9处大型夯土人工台基，已被人为毁坏，现仅残存4处。多年以前的考古，至今未形成面向社会公布的发掘报告，对其进行的深层文化研究还很少。

直到2015年，一个44岁的陇东汉子出现在了南佐，南佐的名字才清晰而响亮地出现在世人的视野里。他就是徐磊，南佐遗址的义务文保员。其实，他真实的身份只是庆城县的一个农民，由于爱好庆阳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多年的潜心研究，让他成了一个民间的专家。没有人给他发文任命，也没有人给他一分钱的工资，他自己掏腰包，利用南佐遗址旁闲置的农家土窑洞，建成了南佐遗址文化展览馆，里面陈列的不仅有他多年来搜罗收集的陇东石雕、石器、陶器、陶片等实物，还有他专门请有关专家绘制的介绍南佐遗址的示意图及说明文字，以及各种图片。因为南佐，他成了陇东文物考古界的名人。体制内找不到他的名字，可在民间，徐磊馆长的大名尽人皆知。一年四季，常常有来自天南海北的一些历史文化爱好者，四处打听，跑到南佐来找“徐馆长”，要看南佐，要听古今。于是，徐磊就当起了义务讲解员，动情地向他们讲他的南佐故事。一年四季，一批又一批热心的来访者，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穿一身迷彩服的徐馆长，听他津津有味地讲他的南佐，这成了董志原上南佐村里最常见的风景。

在当下，一个四线五线城市根本养不了文化，也养不了文化人，这在西北地区是常态。政府财政一直处在焦渴状态，对只花钱不赚钱的文化事业便没有多少热情。建博物馆得有钱，没有人给，徐磊就自己做工程，挣了钱，就全部投入到馆里。多年来，没人给他发工资，也没人给他安排工作任务，他却比任何一个在编的拿工资的正式职工还敬业。多年来，他四处奔波，一直在呼吁，上兰州，与省城考古所的专家交流对接；去北京，向北大的考古专家咨询请教。他心心念念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早日对南佐遗址进行深度开发研究，建立遗址公园，争取正式对外开放，让更多的人了解南佐，了解四五千年前的陇东黄土高原。跑的次数多了，省文物局的领导都以为他是专职文保员，有关南佐的事情不找当地文管部门，指名道姓地要找他。还当着省市文旅部门领导和庆阳市的市长的面说，南佐的事情，你们这个文保员老上来找我们。

我见到徐磊的那天，大雪初霁。跟随徐馆长在他的院子里转上一圈，最令人震撼的是蹲踞在黄土窑院的那上百件古朴的陇东石雕，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狮子。积雪覆盖，狮阵威武，我望着那些头顶雪绒绒帽子的石狮子，那些像圣诞老人一样可爱的石狮子也望着我。它们憨态可掬，或蹲或坐，或趴或卧，面容生动，表情丰富，我甚至都不敢长久地与它们对视，真担心一不小心就让它们读透了心思。石狮子个头都不大，是陇东人常说的石狮娃：有的抱着头，托着腮，作沉思状，像思想者；有的仰着头，张着口，似乎是在仰望星空，质问苍穹；有的歪着脑袋，调皮地盯着我，似乎在发问：你是谁？它们的口，有方的，呲着牙，似乎在向你发威；有圆的，嘬着嘴，似乎要仰天长啸。我几乎要被这群活泼可爱的石狮娃逗笑了，我不知道当初那些没有一点生命的石头，经那些不知姓名的石工手中的錾子、凿子、锤子的鼓捣，竟然会呈现出这般鲜活的生命力来。看着是线条粗犷，刀工粗砺，甚至有点漫不经心，但就是在那看似随意的敲打錾凿下，这石头便有了生气，有了灵魂。

徐馆长告诉我：这些狮子都是他从庆阳那些荒圮的村子里，从马莲河边那些被人遗忘的窑庄、山神庙里拉来的，有的是买的，有的是捡的。看着眼前这一百多蹲石狮子组成的方阵，谁能不承认这是一支威风凛凛的军阵呢？似乎只等着一声令下，它们便会冲锋陷阵，大展雄风。

坐在徐磊的办公室——南佐原边一座半明半暗的地坑庄子的一孔原生态的黄土窑洞，深阔的窑洞脚地上，一条足有两米宽五六米长的原木条桌赫然在目，上面摆满了陶器、瓷器，彩陶片、瓷片，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老物件，全都充满了泥土的芬芳和幽幽的古意。在温暖的黄土窑洞里，用不失雅致的粗瓷茶盏，喝着徐磊为我们煮的新茶，静静地听他讲他的南佐故事，平静，恬淡，感觉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6个年头2000多个日日夜夜，这个一身朴素又一脸沧桑的徐馆长，就植根在他的南佐里，为了一个执着的理想在笃定地坚守，长年累月，默默无闻。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想起南佐，想起徐馆长，我的眼前一直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在满天繁星的湛蓝碧空下，在阳光灿烂的辽阔大原上，徐磊像个气宇轩昂的将军，每日巡视在他的这石狮子军阵中，充满威仪，自得又满足；想到他坐在偌大的黄土窑洞里，与三五知己一起，喝着茶，把玩着他的珍藏，如数家珍地说着他的南佐的桩桩件件，我的心里便充满莫名的感动和温暖。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徐磊的付出，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2020年3月9日，甘肃省文物局公布了10处黄河文化史前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南佐遗址名列其中。在第一时间，他在微信上向我转达了他无以掩饰的喜悦。2021年3月中旬，一场持续了三四天的特大沙尘暴刚刚过去，徐馆长又发来微信，说今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的韩建业教授将亲自带队，与甘肃省考古所、西北工业大学考古队联手，一起对南佐遗址进行新一轮的考古发拙。他的言语中透着明显的激动，我真的替他高兴。

美好的消息终于传来，2021年7月7日，在时隔25年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组成考古工作队，对南佐遗址展开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这一次的考古发掘工作持续了3个月时间，发掘面积为1000平方米，期间运用新技术，利用多学科手段开展系统研究，确定南佐遗址的整体布局结构和功能分区，重点对F1房址和周围房址的沟壕、夯土台基进行分析研究。

沉寂的南佐终于被世人关注，徐馆长欣喜的心情无以言表，他在微信圈里动情地说：“南佐记忆，每一步都值得铭记！努力过，便无悔，人间这一遭，值得！”2021年12月1日，国家文物局发布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公布了甘肃省庆阳市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的最新进展：从初步调查和发掘情况看，南佐仰韶文化晚期环壕聚落遗址总面积大约600万平方米，仅“九台”围绕的核心区就有约30万平方米，是距今约5000年左右最大的中心聚落遗址之一。南佐遗址的新发现，对于客观认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对于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徐磊高兴地说，南佐的春天来了，这一天我盼到了！下一步国家文物局还有新思路，要完善南佐遗址的中长期考古工作计划，继续深入考古发掘工作，尽可能地全面搞清楚遗址的整体面貌。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南佐遗址在经历了长期的寂寞和被人遗忘以后，终于赶上了好时候。为期3个月的南佐考古发掘，揭开了南佐历史新的一页，也在徐磊的心头打开了一扇窗。

穿透幽暗的时空隧道，所有的目光终于都聚焦到南佐，南佐的神秘面纱一层层地被揭开，考古界对南佐遗址的探索在不断深化，南佐遗址的定义也在不断被刷新：南佐遗址的面积是二里头遗址的两倍，核心区域与另一个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实证——良渚遗址的中心区域莫角山台城一样大。其中，主殿建筑面积超过800平方米，室内部分面积达630平方米。这座距今约五千年的房屋，被考古界认为是我国同时期室内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遗址总体规模、核心面积、房子体量之大，均前所未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渭河流域的大地湾遗址和泾河流域的南佐遗址，是黄河文明耀眼的双璧。而且，南佐遗址呈现出来的强大王者气象，足以证明陇东地区在当时已进入早期国家形态或文明社会，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重要的席位。

南佐文明，未来可期。目前，省市文物管理部门已经在行动，对遗址核心区水土流失进行治理，对核心区的民房进行搬迁，对遗址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进行综合保护。徐磊盼望已久的南佐遗址公园，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出现。我们衷心期待这座记录5000年前泾河流域中华民族先祖生存史的遗址，能早日还原其真面目。

从蒙昧的远古走向现代文明，来时的路，我们不能忘记。（景颢 ）